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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/圖 羊城晚報記者 鄧勃實習生吳燕
　　最近，一直床位緊缺的廣州市殘疾人安養院又增加了20個名額。接到可入住通知，已是白髮蒼蒼的家長們，終於舒了一口氣：可憐的孩子，等我們走了，你們也能有個歸宿了。
　　而沒有接到入住通知的家長們，依然在無助地等待。他們說，人活著是因為有希望，可我們現在的希望，在哪裡？他們已年過花甲，同齡人中很多人已安享晚年；可他們卻仍在為生活掙扎著，不肯也不能老去。因為，他們的孩子有精神殘疾，他們的孩子生活無法自理。
　　據廣州市殘聯提供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12年廣州登記在冊的精神殘疾人數量為13.56萬。
　　而目前，廣州市級殘聯繫統托養機構僅有5個，其中市殘疾人安養院為殘疾中老年人和孤兒提供約480個床位；市殘疾人展能中心為中重度智力殘疾人提供約160個床位；市康寧農場為精神病康復者39人服務。此外，以連鎖模式設立的覆蓋各區（縣級市）、街道的逾百個康園工療站，主要為社區的重度智力殘疾人、精神病康復者服務，目前進站接受服務的殘疾人約4200人。
　　據以往的報道顯示，越秀區已經開始殘疾人居家安養服務。2010年起，越秀區殘聯牽頭制訂和實施“陽光家園”3年計劃，推進全區100戶智力、精神和重度殘疾人的居家照顧服務。陽光家庭計劃的經費保障為100萬元/年，居家托養資助標準為每戶每月600元，其中300元護理補貼以現金形式發放，300元托養資助以提供服務的形式體現。
　　此外，番禺區、花都區、黃埔區都在與社會機構合作試點寄宿式集中托養服務。
　　我們看到了政府的努力，但這些還遠遠不夠。精神殘疾人幾乎完全喪失勞動能力，能拿到的補助連支付醫葯費都不夠。大多數精神殘疾人只能依賴著年邁的父母生活。
　　為了兒女操持半生的老人們，他們渴求政府能多提供一些托養機構，讓自己的孩子有處可去；他們希望能有可以攜殘疾兒女同住的養老院；他們希望自己的殘疾兒女能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；他們希望在自己離世之後，殘疾的兒女可以得到善待……
　　故事1長不大的偉仔
　　偉仔今年已經38歲，他的眼睛依然像嬰兒的眼睛一樣純凈。或許這是由於，他的智力也停留在了嬰兒時代。他不會穿衣，不會說話，不諳世事。不知為何，他就憨憨地笑，偶爾，還伴隨著不受控制的手舞足蹈。
　　他的父母像照顧嬰兒一樣，為他穿衣、喂他吃飯、為他洗澡，每夜都要起床兩三次為他掖被角，為他四處求醫問藥又失望而回，在他走失的時候發動一切人力物力去找他……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整整38年，並且還將繼續下去。
　　偉仔的媽媽駱姨是個很溫柔很堅強的媽媽。她說，偉仔出生的時候，接生醫生沒有做好消毒工作，使他的血液感染了病菌，費了好大力氣撿回一條命，大腦卻出了問題。駱姨說，自己年輕的時候，精力好，又捨不得他，總想著怎麼也能把他養下去。最困難的時候家裡都沒米下鍋了，也咬著牙堅持下來。可是現在老了……她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終於還是落了下來。
　　偉仔的父親溫叔已經72歲了。曾經是一名警察的他身體消瘦但精神矍鑠，還驕傲地拿出他的三等功勛章和大大小小的榮譽證書。2011年他得了肝癌，動手術後恢復得還不錯。他的臉上皺紋深深，總掩著抹不去的擔憂。他說，雖然我們倆有退休金，經濟上不算太艱難，可是我們已經七十歲了又各自生病。現在連去看病都要想盡辦法調時間，等我們百年之後……不敢想啊！
　　溫叔和駱姨一直在說：我們要的並不多，只希望他能有基本的社保和醫保，我們不在了，他還能靠著一點生活費勉強生存下去；只希望能有一家托養機構，哪怕只提供日托，讓我們能抽出時間去安心看病。
　　故事2王姨的期盼
　　那年，超仔19歲，中專畢業，在一家商廈上班。有一天他上完夜班回家的路上，天黑漆漆的，他一個不小心，便撞上了腳手架。他的人生，甚至他父母的人生，都從此改寫。
　　他的媽媽王姨當時正在出差，突然接到電話，說是獨子撞傷頭部住院了，便不顧一切地趕回家。醫院的診斷是腦外傷，縫了十針，可能會有變成植物人的危險。
　　在王姨的精心照料下，超仔醒了，但整個人都變得獃獃的，甚至一度喪失了語言能力。醫生說，超仔大腦受損，先慢慢養著吧。再問，要多久才能養好呢？醫生說，可能得五六年吧。
　　王姨帶著超仔跑遍了周圍的各大醫院就診，買各種昂貴的但有助於大腦康復的藥給他吃，在家照顧他吃飯穿衣，外出時則牽著他以免走丟。不知不覺間，十八年就這樣過去了。王姨漸漸長出白髮，超仔依然沒有長大。
　　超仔算是比較聽話的孩子。他能與人進行簡單溝通，能自己吃飯穿衣，跟家人在一起不吵不鬧，在家時喜歡看報紙看足球，出門則會緊跟著父母，從沒跑丟過。他還曾經嘗試做過短暫的手工，把衣服的名牌串在一起，每穿10個5分錢。很用心地做了兩個月，總共賺了兩塊錢。而這，也許是他為數不多的可以做到的工作了。
　　王姨從來沒有被殘酷的現實打倒，她一如既往地愛著自己唯一的孩子。王姨說，雖然他智力受到重創，不能工作還得靠我們養著，但他是我的孩子。從他撞傷那天開始，我們就從沒想過要放棄，唯一想的就是如何治好他。只要有一分希望，我們就會付出一百分的努力。
　　甚至，王姨從不在乎別人異樣的眼光，她帶著超仔一起去過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澳門等很多地方旅游。她說，既然命運如此安排，我們也不自怨自艾，只是盡可能地讓自己和孩子過得更好些罷了。
　　2011年，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動員王姨擔任智力殘疾親友協會主席，協助市殘聯舉辦一些活動。王姨擔任了這一職務，她帶著超仔，走在為殘疾人及其父母的權益奔波的路上。
　　這份工作沒有任何薪水，並且每周都要開會或組織活動。雖然工作辛苦，但王姨並沒有抱怨。她說，自從擔任這個職務才遇到和瞭解了更多的殘疾人父母，他們很多人都比我們過得更辛苦。我只能盡可能地幫助別人，快樂自己。
　　她說，她想要的不多，只是希望等自己不得不去養老院生活的那一天，可以帶著超仔一起住。而要實現這個願望，任重而道遠。
　　鄧勃、吳燕　　（原標題：家有殘疾兒的老人：）